一石激起千层浪。

五月天假唱风波舆论不断升级，迅速演变成音乐行业、演出行业、歌迷和普通观众的多方纷争。而这场突如其来的舆论风波，也扎破了演唱会行业隐埋已久的脓疮。

自11月30日B站up主@麦田农夫 发布鉴定假唱视频起，有关五月天假唱的相关讨论就从未停止。目前，该视频的播放量已经突破300万。视频发布后，“五月天假唱”的词条迅速升至微博热搜第一，直至今日，所有相关进展都会冲上各平台热搜，成为全民关注的事件。

截至毒眸(id：DomoreDumou)发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上海市文旅局执法总队等相关方都已公开发声，表示已经关注，正在调查中。人民日报也于今日晚间发布评论称：演唱者任何形式的对口型，都是对消费者的不负责任。

昨日，相信音乐发布了声明，称“不存在任何假唱行为”。声明发布后，关于假唱和半开麦的区别也登上热搜。

这不是演唱会近期唯一的暴雷事件。一起冲上热搜高位的，是林俊杰在Instagram上发布的一则快拍，表达了对其演唱会片段在短视频平台上被二次剪辑和恶搞的不满。这指向的，是演唱会屏摄问题的规范，及短视频对演唱会的影响。

频繁暴雷的背后，是行业的新旧问题交替出现。一面，是今年演唱会市场爆发式增长。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全国营业性演出场次同比增长了400.86%，观众人数同比增超10倍，而一个行业在短期内快速爆发，必然滋生新问题。另一面，是演唱会行业隐藏已久，还未被大众层面关注的“老大难”们。

即便行业千疮百孔，历史的车轮却不会因此停下，不断攀升的用户需求和市场供给，决定了行业升级的大趋势。在这场演唱会行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里，有哪些现象值得关注，又有哪些规范亟待厘清?

毒眸查阅大量资料与相关法律文献，发现了七个演唱会行业的真问题。并第一时间与资深娱乐法律师李振武、资深演唱会行业从业者及音乐行业从业者聊了聊，同时咨询了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等相关机构，试图第一时间解答有关问题。

不过，毒眸也联系到了相信音乐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不接受任何访问” 。

半开麦算不算假唱？

上周六，B站UP主麦田农夫发布了根据对五月天演唱会12首曲目的鉴定，认为其存在假唱行为，包括几首歌的真假混杂。也有乐评人表示，只是音轨中存在垫音及和声，不是假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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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视频一经发布，迅速引发了全网热议。大部分人都无法接受五月天的演唱会上出现假唱行为，有人评价这就像是“在五星级酒店吃到了预制菜”，也有歌迷对此表示理解，“现场的氛围感最重要。”更多的音乐行业专业人士也从专业角度发表各自的意见。乐评人@邹小樱 发长文表示，只是存在和声，并不涉及假唱。

在各方讨论及相信音乐发表否认声明后，最新引发的讨论是：半开麦/垫音行为究竟是否合理合规?

音乐行业从业者 小胡(化名)：

理论上讲，只要有真声露出，能被观众听见就不属于假唱。

其中有默认的行业规则，比如同时有现场观众和实时直播的晚会，主办方会普遍采取50%～70%开麦，保证线上线下同时的演出效果，且主办方普遍会要求播放有垫音的伴奏。但大部分艺人在彩排时，也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放大人声音量。

但演唱会作为线下演出，应当是能够保证全开麦的。

演唱会主办方 莫莫(化名)：

实力过关的歌手，确实是会全开麦的。其实严格意义上讲，你就算只推10%的垫音，也算是半开麦了，只要不是太过分，大家也不会太在意，毕竟都是为了现场效果考虑。

但如果歌手本身的实力就是不过关，只能把垫音开很大，我觉得你大可以只发唱片，做录音室歌手，不能什么钱都想赚，这是职业素养。

律师 李振武：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已经明确对假唱作出规定：演员不得以假唱欺骗观众，演出举办单位不得组织演员假唱。

五月天演唱会伦敦站现场

(图源：微博@相信音乐Bin-music)

但法律很难界定所谓“半开麦/垫音”的标准，在法律上也没有必要去一刀切。

而且现在的所谓“假唱”技术也对监督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办单位一般会派人在中控台负责监督，但只有非常明显的假唱行为能够被发现。至于开麦程度、是否加了和声、垫了彩排现场录制的音轨，一方面，监督人员在中控台可能很难发现，另一方面，这些行为严格意义上可能都不算是假唱，因为毕竟是真的唱了。

演唱会的票价是谁定的？

五月天假唱风波引发了大众的愤怒，刺激了对假唱行为的声讨，一部分原因是看演唱会属于高消费，尤其相比于其他文娱产品而言，动辄上千的票价，明显属于娱乐消费中的高票价。

今年线下演出市场全面回温，演唱会票价也水涨船高票价，这引发了不少争议，很多演唱会的最高票价甚至超过了2000元。11月24日，有安徽合肥的乐迷晒出伍佰合肥演唱会现场视频，表示花了1280元却因位置太偏看不到舞台，梁静茹演唱会上海站也出现了1599元的“柱子票”。

为此，毒眸致电了北京市文化与旅游局，对方表示，在审批时只会审核演唱会内容，并不会对票价有所规定，多位从业者也向我们证实了这一信息。

与电影票价一样，演唱会票价的制定是市场行为，在缺少宏观调控时，市场监管就变得格外重要。目前，演唱会的票价制定大多与艺人的热度、受众的消费能力等有关，11月20日，黄子韬的演唱会内场定价2368元，最终售票成果不佳，只得“骨折”销售，降至262元。

在头条新闻发布的一则投票中，有超过6万人表示只能接受300以内的定价，只有不到三千人能接受1500元以上的价格。作为高价的文娱消费品，演唱会的票价到底是怎么定的?

演唱会主办方 莫莫：

票价的制定是从成本出发。比如场地、举办地点、对受众群体的评估等等，会根据这些量化的标准划分票图，制定票价和区间。

艺人也会在票价制定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参与权，比如有的人会觉得自己的地位在这，票价不能太便宜。这个时候我们会直接给对方拉成本表，让他知道太高的票价是没法覆盖成本的。

报批流程里，在递交文化资料的时候需要写明票价，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过因为票价问题报批不通过的情况。

至于位置和票价不匹配，完全是主办方的问题，在画票图的时候没有考虑周全，这类情况完全应该给观众退钱或换票。

屡禁不止的黄牛票，该怎么办？

黄牛票一直以来都是线下演出的“行业顽疾”。

今年9月12日，文化和旅游部和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到了“加强票务管理”，包括实名购票和实名入场制度，对门票销售比例也做出了详细规定。

强实名制充分推广后，黄牛票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但仍然有部分天价票在市场上流通，特别是一些“一票难求”的演唱会，这种情况更加明显，还衍生出了“代拍”等新行业。

黄牛票的问题究竟能否完全杜绝?现在仍在流通的“天价票”是从何而来?

律师 李振武：

法律方面，对于黄牛的惩治条款已经很充分了，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在强实名制和限购政策的前提下，理论上讲是不可能有黄牛票出现的。

但具体到执行层面，仍然有一些漏洞。比如有的场地不支持人脸识别，那么黄牛就可以把票和身份证一起打包寄出，有的安保也不会精确对应每个进场观众的脸。

另外，虽然有新规定是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但其余15%的门票目前仍然属于灰色地带(注：其余15%门票需要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实名绑定)。另外还有一些场地的包厢票也是可操作的范畴。

演唱会主办方 莫莫：

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跟票务平台签合同的时候，更清晰地界定责任。

在赠票方面，我们会有一些票是出于公关需求的赠票，比如合作方、场地方以及用于宣传等等，有些时候也需要给相关职能部门预留一些票，更方便报批。但其实这个事儿在任何行业都是潜规则，确实不能把它摆到明面上。

当然，我们也会收集赠票的实名信息，但有些漏洞是没办法避免的。只能说我们一直在积极解决相关问题，因为现在大众对于这件事也比较敏感，我们也希望一切能尽可能透明，规避可能出现的舆论问题。

时长太短、内容不丰富，演唱会“货不对板”？

去年年底，有现场观众在社交平台上称周杰伦的演唱会时长只有两个多小时，且还穿插了魔术表演、其他歌手串场等，影响了观看体验。2018年也有一例维权事件，《邓紫棋ALL IN 2 VIP 演唱会》只唱了四首歌，最终查明原因是传播公司将只有四首歌的演出冠名“演唱会”进行售票，涉及虚假广告宣传。

演唱会是现场活动，不可控的风险更高，因此所有内容都要经过报批流程。

9月11日，广州新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因营业性演出市场违法行为，被广州市黄埔区文化广电旅游局罚款6.1万元。详情显示，原因是演唱会现场有两首曲目不在报批的演出备案曲目内。而在演唱会的数量剧增后，也对报批这一环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演唱会的内容是如何确定的?报批流程是什么?是否应该向消费者公开演唱会的时长和节目单?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十三条：举办营业性演出，应当向演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日内作出决定。

律师 李振武：

演唱会的所有内容都需要提前报批，包括节目单、歌词，英文歌词还要翻译成中文歌词进行审核，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演唱会上，歌手无法唱大家想听的某首歌，因为那首歌没有经过报批。主办单位的人也会在现场进行监督，确定歌手没有多唱。

但是涉及到时长和具体节目编排的问题，更多还是行业规范及行业与观众的相互磨合。因为演唱会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具备不确定性和特殊性，甚至不确定性有时候也是演唱会魅力的一部分，比如你能在不同的场次听到不同的歌曲。

演唱会主办方 莫莫：

一般二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区级政府就可以报批，但北上广其实还是需要报到市里的。

而且不同城市的报批标准也不一样，比如说上海，需要每首歌都有三个视频，排练视频或演出视频，但是其他城市只需要上传歌词、曲目单等基本文件，就可以拿到批文，而且会很快。

所以我们在排巡演的时候，会把报批周期考虑在内。因为文化主管部门报批通过后，还需要报公安部和消防部。现在很多演出临时修改时间，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批文没下来。

文化主管部门报批通过后，就可以对外官宣演出时间了，但是要等到公安部和消防部都通过之后，才能宣传演出场地。之前某个乐队有一场在北京的演出，晚上就演出了下午才官宣，就是因为批文下不来。

我们从报批开始，就会知道演唱会大概的曲目单，一般都是在20首到25首之间。所以我们也会在上架票务平台的时候，尽可能地做到透明化，标出它的预估时长，可能最终的时长会有浮动，但不会相差太大，这样也可以避免很多后续可能引发的舆论争议。

内容上，一般在报批的时候，我们会多报几首歌，以应对现场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至于报批的曲目和顺序与现场是否完全一致，其实没有那么严格，因为演唱会毕竟还是文化产品，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只要是在合规的范围内就可以。

为什么有的演唱会“临时取消”？

今年9月，薛之谦“天外来物”巡回演唱会成都站临时取消，潮石音乐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退票并报销机酒费用。今年以来的取消情况不算少见，那英、黄子韬、刘若英等歌手的演唱会都被临时取消，这引发了很多观众的不满，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观众所产生的连带消费都是无法得到赔偿的。

五月天的假唱风波也引发了关于演唱会取消的讨论，很多人都认为，如果歌手状态不好，可以取消，但不能用假唱的行为欺骗观众。

为什么有的演唱会会被取消?取消后需要解决哪些后续问题？

演唱会主办方 莫莫：

有一种可能是票卖得不好，对外会以“不可抗力”的理由取消，真实情况其实就是因为销售额没有拉回成本，取消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艺人是有知情权和决策权的，我们会拉成本表和收入表，告知对方我们为什么要取消，如果对方坚持继续办，主办方也会配合，但如果收入的部分合同里规定是按比例分成的模式，其实双方风险是共担的，所以一般艺人方也会同意取消。

另外在场次的安排上，我们也会征求艺人的意见，如果对方觉得时间和频次是可接受的，那我们也不会做更多提示。如果最终因为艺人身体原因取消，那也属于不可抗力，为了维持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也会尽可能配合。

音乐行业从业者 小胡：

大部分歌手连开两天已经是极限了，越好的歌手越注重休息，连开两天后起码要隔一两周才能再继续唱。

但如果因为身体状态不好不得不取消，具体还是取决于和主办方的合同，比如和主办方合作了很多年，也愿意自己承担违约金和取消带来的损失。像五月天这种票量大场次多的，再加上其他风险因素，可能很难办，除了艺人和主办方之间的赔偿，也涉及到承办方、场馆等各方面的赔偿。

摄制、录制演唱会是违法行为吗？

严格意义上讲，演唱会现场视频和音频的拍摄与传播，都可能涉及违法行为。这与电影院屏摄行为本质并无不同，但在观影时，大部分普通观众仍然缺少“不能拍摄”的意识，这是目前国内观影市场不成熟的一种体现。

相比之下，电影行业已经形成了一种默认的行业规范，也有许多电影人自发呼吁、抵制屏摄行为，相关情况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在演唱会行业，这种意识比电影行业还要落后很多。

近期的两个热门事件：林俊杰的演唱会视频被二次传播和恶搞、网友利用五月天演唱会现场视频进行假唱鉴定，都涉及到演唱会版权保护的问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当如何看待演唱会拍摄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明确规定：未经表演者同意，发布其表演内容，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侵害。如果视频未经演唱会主办方及表演者同意发布，可能侵害其信息网络传播权和肖像权，属权利侵害。

律师 李振武：

这个问题属于法律和行业规范的交叉地带。比如现在大家在看话剧时就比较有意识地不去拍摄，其实演唱会也是一样的。

但现在对这一块并没有多加规范，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短视频行业的发展，现场视频的传播可能更有利于演唱会的宣传。

如果最终并没有假唱行为，那么鉴定五月天假唱视频的up主可能也会因此承担侵权责任，但这件事现在不单纯是一个法律事件，而是一个公关问题了。

演唱会主办方 莫莫：

我们不太会考虑观众摄像录像的问题。

如果真的出现问题的话，一般会去跟发起人协商，把视频下架了就行。从法律的角度说，严格意义上肯定是不太合适，但真正到落地执行的层面，自由度还是挺高的。

谁都能开演唱会了吗？

在此次假唱风波中，引发了一场衍生讨论，专业歌手半开麦是一种不正确，那么唱跳歌手/偶像就可以被允许半开麦吗?

不止如此，开演唱会，这一对于专业歌手的重要衡量标准，在在粉丝经济兴起后，其门槛也大大降低。

从全局来看，“有资格”办演唱会的人也变多了，即便并非专业歌手，原创曲目也不够多，只要热度够高，一样可以开演唱会。还有诸如限定偶像团体的告别演唱会、《陈情令》等热门剧集的演唱会这样的新形态出现。这对于演唱会行业而言是好事吗?

演唱会主办方 莫莫：

见面会也好，生日会也好，告别演唱会也好，都是演唱会行业新兴的产品形态。对于这些内容的固定受众而言，他们可能更在乎体验感和情绪价值，反而不是音乐本身。

如果不是疫情，我觉得这些新的形态发展会更迅猛。“割韭菜”这个词虽然不好听，但如果能以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价格，在艺人热度最高的时候赚点快钱，这是一件能满足主办方、艺人和粉丝三方需求的事，没什么不好的。如果说有的演唱会是艺术品，那这种形态就相当于一个快消品。演唱会行业也需要产品的多样性，要允许各种形态存在。

观众对于不同演唱会的标准，其实是很难统一的，这就是大家心里的标准，比如有的人看五月天可能就是图个氛围，但也有人会觉得你江湖地位在这，不应该假唱或者开垫音，每个人心里的评判标准都不一样，也没办法进行规定。

在家“憋了太久”后，“报复性消费”的心理产生，线下演出行业的火热程度也因此远超想象，大小演唱会遍地开花，观众选择变多了的同时，问题也变多了。

暴露问题本身，对于一个处在飞速上升期的行业而言，并不是坏事。正如五月天假唱风波引发的一系列关于票价、巡演场次、半开麦等具体问题的讨论一样，实际上都是推动行业发展的“燃料”，也是行业发展进程中的必经之路，尽管很多问题是以牺牲部分消费者的体验为代价。

另外，今年线下演出行业的复苏，也让我们注意到了演唱会行业正在悄然发生的一些变化。短视频的发展，改变了演唱会的营销逻辑，但也会带来新的问题；观众对演唱会的期待也在变，过去可能只是“听喜欢的歌手现场演唱”，如今既可以和伍佰分唱一首歌，也愿意花高价看一场剧集衍生拼盘演唱会，现场氛围和互动感成为新的需求。

包括以上我们提到的七个问题在内的、有关线下演出的各个环节，其实都与所有人的观看和消费体验息息相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行业顽疾的解决，需要时间。而在法律和监管之外，不逃避问题，行业和观众的不断对话与磨合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