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云南有独属的香气，就一定是花香。

作为全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云南靠一己之力撑起了中国花卉交易市场的头把交椅，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呈现的数据，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的花卉量生产基地。

而云南的鲜切花产销量也已经连续28年保持全国第一，全国每有10支鲜花，就有7支来自昆明的斗南镇。

每当夜幕降临，斗南鲜花市场开始人声鼎沸，无数的经销商打着手电筒，在7000多个摊位中穿梭游走，务求赶在天亮之前把抢到手的鲜花送往全国各地。

从“菜篮子”到“花篮子”

在作为“花都”闻名前，斗南只是昆明一个种蔬菜的小镇，虽名为昆明的“菜篮子”，但在改革开放前，村民的日子过得相当捉襟见肘。

80年代初，农村迎来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时代，全国农民有了生产和交易农产品的自主权。随着经济体制与粮食供应的改革，种蔬菜的效益开始变得微薄。

彼时的蔬菜价格是1毛钱左右一斤，但一支花却能卖到3毛钱。

呈贡农业局良种场场长当机立断从广东引进了剑兰种苗，地栽的剑兰好养活，不太用管，也能长出美观的花量。

一朵剑兰的试种成功，开启了斗南新经济产业转变的序章，众多农户纷纷效仿种植，95%的农户都把自家的菜地改为了花田。

到了90年代，斗南已经从昆明的“菜篮子”变成了“花篮子”，昆明尚义街多数花店里售卖的鲜花，几乎都是来自斗南。

而斗南村，同样也被鲜花堆满。斗南村的主路，变成了鲜花售卖的自发市场，被各路花农、商贩挤得摩肩擦踵。1995年，在昆明市政府的支持下，村委会把斗南村原有的蔬菜农贸批发市场改造扩建成了新的花市。

作为当时中国第一个村级花卉市场，不仅代表了斗南花市的体量在全国的屈指可数，也代表了斗南村从粗放走向正式的过渡，以及专业交易市场“从无到有”的质变。

斗南村居民也成为了呈贡第一批因鲜花致富的群体，万元户遍地走。

截至2022年，云南花卉种植面积达194万亩，鲜切花种植面积34万亩，产量约180亿枝。

斗南鲜花真正走出云南的机会，来自外资公司的橄榄枝。

华泰联（香港）贸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采货考察中目睹了斗南鲜花产业的繁盛，出资与当地的花卉公司联合开办了外华泰联花卉（昆明）公司，并交由本地人管理。

有了斗南这个超级基地的加持，华泰联公司的对外业务开展得如虎添翼。华泰联发出的花卉，已占了香港市场的50%；而发往新加坡的花卉，则占了新加坡花卉市场的70%，以及马来西亚的过半市场；还囊括了近乎印尼市场的全部市场。

尤其是斗南所培养的康乃馨，物美价廉，进入吉隆坡，对当地花农甚至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即使是作为花卉王国的荷兰，也需要从华泰联花卉（昆明）公司进口百合、勿忘我等花卉。

外企花卉公司与本地资源强强联合佳话不胫而走，自此数百家外省涌入斗南，在斗南采购花卉的省内外常驻人员一下子达到400多人，把斗南鲜花带到了全国各地。斗南花卉的销售量当时就占广州花卉市场份额的43%，颇受广东人欢迎。

从广东带回斗南的剑兰花，最终在广东更加枝繁叶茂。

一西一南两大市场，斗南自此成为了中国花卉的“市场风向标”和“价格晴雨表”。

模式先进、实力落后的困境

在背后支撑起这一切的基石，是斗南为鲜花而建设的数座拍卖场。斗南

走向全国之后，有着大量外商入住的斗南形成了一个以花卉为核心的超级产业聚集区，规模已不可同往日语，靠传统的批发交易模式已然跟不上市场节奏了。

2002年12月末，斗南引进了荷兰先进的花卉拍卖方式，中国第一个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在斗南建成，交易模式的革新后，斗南开始了与国际接轨的生意。

在拍卖场内通过公开透明的竞价，不仅能优化鲜花交易的中间环节，减少过去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过剩生产或需求错配等供需问题。

先由供货商将经过采后处理、包装的花卉产品送到交易中心参加拍卖，再由多个进货商同时对其货品进行轮流竞拍，出价高者得。达成竞拍后，由交易中心统一结算货款，从进货商的交易账户中直接划款到供货商的账户；交款完成后，斗南交易中心还会跟进提供鲜花的储存、运输服务。

进货商可以通过交易中心提供的售后关联服务，将拍卖到手的不同供货商的货品，统一经由海、陆、空等运输渠道发往全国或出口至海外。

斗南鲜花交易中心的建成，为交易上下游的全产业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掌控了市场上价格动向。

在花拍中心，每天都有玫瑰、非洲菊、满天星，洋桔梗、康乃馨、绣球等四十多种品类，日均数百万枝的鲜切花通过拍卖交易进入全国各地，以及全球40多个国家地区；上下游带动了将近30万花农脱贫致富，创造了上百万个工作岗位，为斗南的经济做出了支柱性的贡献。

今年“七夕”时段，昆明花拍中心交易总量突破5700万枝，单日综合最高交易量达1125万枝，单日大钟最高成交量达1026万枝。

有着超强大的体量供应撑腰，国内的鲜花市场全靠斗南打成了“地板价”。5元10支的银柳、10元6件的小盆栽，10元20支的康乃馨、15元10支的多头菊，还有12元一扎的大向日葵……在斗南，鲜花的价格可以闭眼按捆拉、按斤囤。

不过看似蒸蒸日上，实力强大的斗南鲜花，其低价既是优势也是桎梏。

斗南目前虽建立起了最先进的鲜花交易模式，但是在花卉的品种数量上，仍然大大落后。在其所借鉴的荷兰阿姆斯特花拍市场里，每天交易着上万个品种的鲜切花，斗南乃至国内都望尘莫及。

一个很割裂的事实是，即使云南作为世界上野生物种的重要中心，我们也总是无缘大量鲜切花的新品种，除非高价进口。

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曾表明，虽然云南在国内具有相对的品种优势，但总的看，还是对国外新优品种的依赖程度非常高，90%以上的新优品种都依靠进口。

以玫瑰为例，斗南花农目前所普遍种植的品种，基本上还都是欧洲市场淘汰了20多年，早就过了专利期的品种。

因为花卉种植涉及对植物知识产权的保护，国外育种公司对每个新品种的种苗、球根和种子都有收取专利费的权利，意味着中国花农每种植一株国外新品种，都要给育种公司交费。

在花拍市场，育种商、花农、市场会签署一个三方协议，市场负责从国外引进品种提供给花农，花农则拿种植成品到市场交易，其中10%的专利费，由育种商收取。

但对于玫瑰这样的扦插就能繁殖的刚需花卉，长期都是价格战里最激烈的地带，没有多少中国花农愿意高价进口洋玫瑰，给国外育种公司交专利费。

导致市面上都是老旧品种的大量繁殖，价格即使想涨，也只能依靠供需波动，产品方面还尚且难以推动。

被“卡脖子”的花卉育种

产品实力的落后，是国内整个花卉育种业困顿的投射。

首先，新品种的花卉培育非常漫长且艰苦，可以用“长征”来形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成功。

育种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种质资源。要么花大价钱去国外买回来研究，要么去深山老林的野外考察。可不是自家后山那样是野外，而必须是远离人类社会的原生态高原、山川、野生湖甚至无人区，才能觅得些许野生植物的踪迹。

有幸获得原种之后，才能进入下一步，杂交育种，这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

野生植物往往对生态环境要求极高，难以在人类社会的环境里存活；或观赏性不够，或经不起运输等，都需要通过杂交培育不断改善原种植物的稳定性、存活率，将其成功培育成可以上市流通的商品。

以在国内颇受欢迎，但多为国外引进的绣球花为例，绣球一年只开一回，花期却只有两个月左右，要培育出合适的商品绣球，需要不断重复一年又一年。

新品种成功种出来之后，还不是终点。

新品种受保护的前提，是这类植物必须先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我国培育的绣球花品种“博大蓝”，培育其的专家团队每年都向国家林业局递交建议书，说明保护绣球的必要性。直至三年后，绣球花终才于被纳入了保护名录，被授予植物新品种权，绑定品种权人。

这才算完整拥有了此新品种的专利权。即使不算上前期收集种质资源的时间，光是培育和申请专利，国产绣球花的“出世”就花了长达8年时间。

而偷走它，只需要扯下一根枝叶扦插。植物品种权的侵权极为普遍，因为不少植物扦插一下就能存活，属于是毫无成本的事情，不光是侵权成本低，违法成本也低。

但专利人的维权成本却极高。

国内目前在植物知产方面的司法审判经验不足，第三方评估及权威司法鉴定的机构也仍待完善，相关鉴定流程也极为耗时。

往往几年下来官司还没进展，花已经不知满大街卖了多少季了。

且盗繁者不了解品种特性，种植结果良莠不齐，品质得不到保证，新品种很快就会被市场厌弃；专利得不到保护，国外品种不敢来（怕给了种子就被繁盗），自育品种也会停滞不前。

盗繁不休，对整个花卉产业是非常消极的影响。

虽然花拍市场的流程里保证了专利费的环节，但云南的大宗花卉只有大约36%是通过拍卖的方式完成的，剩下的更大数量“场外交易”便无法被照顾到。

一言蔽之，我们的花卉育种既相较西方国家起步晚，发展路径尤其是专利费上亦不平顺，导致了花卉产业面临着难以育种、不愿育种的情况。

好在官方没有坐视不理。去年三月，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正式施行，明确了植物新品种在流通环节也应受到保护；今年2月，云南省发布《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工作方案》，首要就提到了要实行花卉品种创新工程、种业基地建设工程和知识产权保护工程。

法律和政策的完善或许会给这个潜力无限的亚洲花都带来新的希望，成为产业升级的革新一环。

比起便宜，偌大的云南鲜花产业，需要“涨价”。

参考文献：

1.斗南花卉40周年 | 斗南花卉产业发展历程|呈贡斗南街道

2.探秘亚洲最大的花卉拍卖中心|菜头农业说

3.官司打进最高院，新品种侵权最终伤了谁？|慧泽智享